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产物。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步伐就明显加快，尤其是深改组成立后，更是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放到了重要议事日程，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也指出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方向和路径。

然而，目前社会信用体系的发展水平还远远跟不上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以个人征信的覆盖率来说，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1月底，央行征信中心收录自然人信息9.5亿人，有贷款记录的约4.8亿人，央行个人征信的覆盖率为50%左右。企业的覆盖率更低，截至2016年5月，央行企业征信系统覆盖约2500万户企业或其他组织，覆盖率仅有27%。这说明，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信用白户”并不在少数。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使信用不再是口口相传的评价，而是完全可以量化的指标。” 京东金融研究院院长孟昭莉对本报记者表示，将个人、企业和政府的信用行为数字化，为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创造了基础条件。与此同时，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程度将随着全社会数字化水平的不断加快而提升。可以说，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点。因此，她认为，无论是从历史文化传统和现有政策环境，还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健全的社会征信体系的强烈需求以及数字化水平对信用建设的基础支撑作用来看，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都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企业是信用的最大需求者和供给者，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谈及企业的信用行为对市场机制与市场秩序的影响，孟昭莉认为，完善的企业信用体系可以减少交易费用，降低融资成本。一方面，企业为降低信用交易的风险需要支出相应费用，诸如寻求可靠的信用伙伴、合同的签署、对违约的防范处理等，这些交易活动都要产生费用；另一方面，由于企业信用体系的不完善，特别是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难以获得所有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征信信息，这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至今得不到解决，归根到底就是企业信用信息缺失的问题。

然而，中小企业作为科技创新和创造就业的主力军，不低的交易费用和高额的融资成本使得中小企业在经济结构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尤其是融资难问题，许多时候成为压垮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孟昭莉表示，加强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是释放中小企业活力的必要前提，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

孟昭莉强调，不可否认，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是一个固定成本较高的工程，然而一旦信用基础设施建成后，后期的可变成本是非常小的，更令人期待的是，这种信用体系的完善将会触及全社会的方方面面，使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社会福利明显增强。因此，从更宏观的视角看，信用体系建设是具有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双重价值。

那么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如何能进入快车道？孟昭莉认为关键是数字化企业服务，它在帮助实体企业和金融机构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使企业信用信息的来源更加丰富和准确，获取企业信用信息的手段更加高效便捷。

孟昭莉表示，以供应链金融为例，由于企业间的关联关系复杂和风险把控难度大等原因，一方面处于供应链上的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另一方面，企业失信行为却又层出不穷。为此，我们提出了“N+N”模式，通过给经销商布控数据网关自动批量获取经销商上下游进销存数据，向上可以触达B端品牌商销售数据和渠道资源，串联上游；横向可以获取经销商之间的交易数据；向下游终端门店触达C端客户资源，贯通全链，形成围绕N个经销商的N条供应链，让企业通过数据变为交叉的网络，这样，在一个信息更加完备、数据相互验证的网络中去刻画企业的信用风险。

孟昭莉总结说，无论是传统经营企业还是金融机构，数字化能力都是企业经营效率提升的短板，都是企业可以更迅速更准确地获得客户信用信息的“法宝”。对于企业而言，这种数字化能力能够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强化渠道管理和精准获客；对于全社会而言，这种数字化能力能够转变为企业信用体系建立的强大基础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