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国务院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明确要求2020年基本建立社会信用基础性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之后，各地社会信用立法如火如荼。然而，在此过程中，由于国家层面并无统一的信用立法，相关表述仍然停留于政府文件层面，多数省市的信用立法仍处于摸索阶段。社会信用立法游走于公私两域，具有相当高的技术难度，必须在立法法确立的权限范围内审慎进行。社会信用可以被界定为信用主体履行法定或者约定义务的客观状态，而对该状态的主观评价，则由运用信用信息的主体自行作出。社会信用立法切忌建成公民道德档案，道德要素在进入信用立法的视野之前，必须满足“以德入法”的路径。立法者在体认个人信息自决权的基础上，还须认识到公共信用信息与市场信用信息在权属、归集与查询、救济、法律责任等方面均旨趣各异。除了诉诸合同法、侵权法等救济之外，为避免公权侵害私益，社会信用立法应当要求行政机关按照合理行政原则，确定与本部门行政管理事项相关联的信用信息范围，作为开展分类管理的依据，并向社会公布，以增强可预期性。在实施联动奖惩时，务须避免衍化成对信息主体的二次处罚。

（以上依据《法学研究》《法学》《政法论坛》，刘卉选辑）